一

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，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，第一部《中国人史纲》、第二部《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》、第三部《中国历史年表》（另外还有第四部《中国历代官制》，一九七五年春，官员要我们“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”，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，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，所以只写了一半。）一九七七年四月，我回到台北，几经转折，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。面对着汗迹斑斑，颜色枯黄了的纸册，我有无限地感恩和热情。

但书稿似乎太多了，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。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，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，我茫然地忧虑到出版的困难。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地慷慨承当，并为它定名为《柏杨历史研究丛书》，使我由衷地感动。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，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。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，种种原因之下，只有如此。这只属于小节，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，出版时间的先后，就不重要了。

二

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。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，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、朝鲜、南诏、勃海，都是效法中国，使用年号的。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，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，另外还表示祈福、歌颂和改朝换代。一个新政权兴起；或一个新帝王登极；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，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。当中国内乱时，列国林立，年号如雨后春笋，目不暇给，如三八六那一年，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。即令在统一时期，年号所造成的气氛，也十分紧张。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，他在位只三十六年，却改了十次年号。南周第一任皇帝武(上明下空)在位的时间更短，只十六年，却改了十四次年号。有些时候，甚至一年之中，一改再改，如五二八年，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。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