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另一架飞机在机场着陆，张复生将军在欢送的呼声中登机而去，在他前头，紧靠着他上机的，是那位右眼全盲，两腿又一瘸一瘸的李春放排长，他的右眼珠是被敌人的刺刀挑出来的，啊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仍记得他，去年我还得到他的消息，因为他也是山东人的关系，他到台湾后一直帮着张复生将军压面条。他今年总该五十岁了，上帝，祝福一个没没无闻的，可怜的受苦英雄吧。

我和政芬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起飞，当天下午，感谢林荣尊理事长，把我们用车子送到大其力，两天后，我们绕道叭老，重回猛撒，而猛撒已被缅军占领，一向悬挂着青天白日国旗的竿头，已升起缅甸国旗，只不过短短一周，景物依旧，而人事已非，我换上便衣，在土冈上遥望安国的坟墓，有两个缅军正坐在那里吸烟，我只好怀着咽噎的叹息，转身离去，当天晚上，我找到石守敬，一位云南籍，誓死也不肯离开边区的游击英雄，我在他的游击基地景勒住下。不久之后，我再度看到丁作韶先生，这位被认为罪大恶极的老博士，不复当年高兴勃勃了，但他却把希望寄托在未撤退的伙伴们的身上，和他当初希望孤军一样，希望我们也早一天壮大，另外，在邦央，我看到了田兴武，这位赤着双足的岩帅王猛烈地摇着我的肩膀。

“你们为什么撤退？”他哀号道，“丢下我们这些没有娘的孤儿。”

“司令，”我说，“我们没有撤退，我不是留下了吗？”

我知道我不能安慰他，也不能安慰每一位伙伴，尤其是这不仅是安慰问题，这是一个求生存，争自由，共患难的，把心都要为朋友扒出来的千秋道义，我感觉到我愧对苍天。

我想，这篇报导可以停止了，四国会议后，边区呈现着的是一个比孤军当初抵达时还要凄凉，和还要紊乱的场面，我在景勒，几乎可以听见从仰光和从莫斯科，和从北平传出来的狂笑，当地土着用一种轻蔑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们，他们只知是我们当初曾经答应过永不抛弃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