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一家三口，又搬回到高雄去住了。这次，我们总算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住，这房子也很奇怪，是两层楼，却只有两间房，楼下一大间是客厅兼书房，楼上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。我和庆筠，终于拥有了两张书桌。他在楼下写，我带着儿子在楼上写。庆筠继续他的上班生活，写作都是晚上的事。但是，在国外这样东奔西跑了一年，再要收下心来，去过如此“孤独”的“写作”生活，他骤然间无法调适他的脚步。再加上，他走的时候，儿子并未出世，我和他两人共有一个小天地。他回来时，儿子已经一岁，正是又吵又闹又需要人一步一扶的时候。假若庆筠曾和我共同度过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年，他一定比较能适应儿子。但他跳掉了那一年。现在，突然间，我变成一个母亲，注意力全在儿子身上，等儿子好不容易睡觉了，我就冲到书桌前去“写作”，我忙得简直分身乏术，对庆筠，我难免疏忽。如今再回忆起来，我和庆筠的婚姻，一开始可能就是个错误。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，认识的时间又很短暂就结婚，彼此了解都不够深入。但，我们婚姻中真正的致命伤，是不该轻易离别，更不该双双执迷不悟的写作。

重回到我身边的庆筠，对“写作”的“使命感”更加强烈。在国外走了一圈，他心有所感，极力想写一些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。这种“使命感”把他煎熬得很苦。当他在“煎熬”中时，我无法分担他的苦恼，也无法进入他的世界。我忙儿子，忙家务，忙自己的写作就忙个没完。我顶多能做到的，就是抱着儿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，让他耳根清静，让他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利用。

我和儿子在外面玩了两小时，回到家里，他桌上的稿纸仍然空白，写了字的稿纸，全在字纸篓中，堆了满满一字纸篓。而他，头发凌乱，眼神落寞。

同一个时期的我，却写了好多篇中篇小说，我把它们寄给《皇冠》，都能刊载出来。《皇冠》的稿费不高（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本杂志是如何惨澹经营的）。稿费虽不高，对我的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