么存在，亲爱的？彼得问道。拿出他不客气的“亲爱的”来了。

我……我暂时躲一阵，等日本人忘了我，我再悄悄找些事做。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对他笑了一下，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，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。

去了美国，反而对我们更好，你不觉得吗？他说。

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，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。我等着他的下文。

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，他说。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，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。一旦有了担保，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。你回了美国，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。

我看着他。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；他一定把前前后后，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，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。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。

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？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！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！我说。

他们会为我办吗？

总可以先求求看。我呼吸急促，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，冷气也不帮忙，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。

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。他没有酒量，人喝傻了，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。他走后已是深夜，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（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），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，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。

醒来是下午一点，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，其中一束是菲利浦送的。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，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，世海也获释了。

我无心去想菲利浦和温世海的愧疚；我想的是，这一天真好。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。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，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，从它开始，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。在美